民国大军阀 完本感言

学习中国近代史纲要有什么收获或意义

第一,我个人非常喜欢学,用“读人明智”这句话恰到好处；第二,一名学生,我了解到,社会经济建设的日新月异,各种文化现象错综复杂,现在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们,在思想政治上仍有很大的学习空间,特别需要“与时俱进”,不断接受新的思想文化,加强政治修养,了解我们国家和社会的情况.因此,我个人认为学习这门课程,包括学习这套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都是绝对必要的,有助于青年学生能够以史为鉴,珍视当今,团结进步.通过半个学期的学习,在知识上我有不少新的收获,在思想上也有很多新的认识.首先,翻开扉页我们就能看到,这套教材的咨询委员和审议专家里,大多数是中央党校或党史研究室的学者教授,有的还是中共中央委员,甚至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可见这套教材的编审级别之高,也反映出中央领导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的教育之重视.其次,本书将中国近现代史断为三个历史时期,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1840－1919）、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1919－1949）、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1949－2007）.在我们以往所学的所有历史教材中,没有哪一本书一直编到数月之前的历史事件.然而我们现在用的这本教材,在最后一章已经收录了中共十七大的内容,不得不说这本书的丰富.在内容上,期中前的课程,我感觉始终在描述一个规律,那就是：侵略和压迫（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势力）——抗争（西化、变法、革命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百日维新）——再侵略和压迫（庚子国变）——再抗争（辛亥革命）——再失败（北洋军阀统治）.如此反复出现的这个规律,我的认识有两方面.第一,从鸦片战争之前的十八、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我们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政治制度、社会文化方面均落后于西方列强,而此时的西方世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不惜一切追求经济利益的原则驱动着他们向世界每个角落扩张,这当中包括传说已久的中国.此时的中国又没能及时解决自从明朝以来就有的“海禁”这一历史问题,与同时期的西方严重缺乏交流,导致在科学技术上落后于西方,同时又不能像唐朝政府那样对外族进行积极的宣传和威慑,最终使两个文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引发战争.第二,中华民族在主观上是进步的,是希望摆脱民族危亡的,但是客观条件对其严重制约.鸦片战争之后,一些开明地主主张“师夷长技”,而后的洋务运动又把这一主张得以贯彻施行,维新变法又破天荒地对皇权提出限制要求,说明在我们民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爱国”的,是能够接受先进思想的.但是局限于当时的条件：西方列强虽然卖给我们炮舰和机器,却并不希望我们强大；爱国志士渴望民族独立,也渴望中国能像西方国家那样成为列强,却受到中外反动势力与不同利益体的绞杀.所以会出现上面所讲的这个规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言,“我们的国民好像都睡着了”,而最终中华民族的“强国梦”还是在迷茫中觉醒了,人民不再相信西方列强的欺诈,不再寄希望于满清政权,爆发了辛亥革命,建立了东方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通过半个学期的学习,我也在积极地思考书中涉及到的若干历史问题,有一些新的认识,望批评指正.关于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中国近代史上,由于社会异常动荡,新阶级随着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兴起等等事态的变化而不断出现,中国的阶级构成发生巨变,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工人阶级和其他无产阶级.新的阶级导致新的矛盾,因此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单纯的西化运动、维新变法已经显得迟钝和无力,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以推翻某一阶级或某一统治为目的加以解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贯穿整个中国“两半”社会的矛盾,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最主要根源是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是处于封建社会历史阶段时间最长的国家之一,受封建思想的支配近两千三百年,制造出诸如“八股文章”、“学而优则仕”之类的怪相,历代知识分子虽然博览多读,但是动机永远是考取一个功名,做得一朝人王地主.因此传统的“家天下”思想可谓根深蒂固,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在不自觉地受到它的影响,两千多年的历史遗存不会在一百多年间完全消灭,社会文化是有“惯性”的,旗帜鲜明地反封建应该是实现两大历史任务的首冲.纵观近代中国的一百五十年,无数仁人志士不断追求救亡真理,引发了多次思想解放运动,而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这一诉求贯穿始终.这是国际大环境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中国人民面对时代潮流的冲击不得不作出的抉择.然而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窃取民主革命成果的历史教训来看,一些封建思想极其严重的旧式官僚仍然在酝酿阴谋.反观近代史上中国的经济建设过程,历次失败中也多有封建势力的干扰破坏,才导致国家经济的落后.因此我认为,封建思想作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最大屏障,后人应当引以为戒,并最终完全消灭.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够从近代一百五十多年的悲剧中完全解脱,才能够不断汲取世界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真正实现“师夷长技以自强”,最终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关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不可否认,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客观上促使一些开明地主、进步人士“开眼看世界”.一方面,军事侵略、政治讹诈、经济掠夺等一系列行径加速了封建专制政权的灭亡,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另一方面,与侵略一同带来的还有西方的先进文化,客观上传播了资本主义制度,这也是后来引发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乃至辛亥革命等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条件之一.现在有些人认为,没有西方的侵略就没有近代的中国,就没有西化运动和革命战争,也就没有今天的太平日子.还有一些人认为,西方的侵略让中国“大伤元气”,失去了民族自信心,使中国永远落后于西方,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成为列强.这两种思想都是片面的.一方面没有认清近代西方侵略的本质,盲目地认为“侵略有功”,似乎是一种自我否定,好像没有侵略,中国人就不能翻身；另一方面,夸大了西方侵略对中国造成的损失,认为中国回到了原始社会.其实只要仔细一点就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虽然中国面临多次亡国灭种危机,但是总有一批人不甘做亡国奴,投身反侵略战争,保卫疆土,两大任务的完成就是仰仗爱国者的自我牺牲而实现的.另外,无论是满清政府,北洋军阀还是国民政府,政权虽然更迭频繁,但无一是由于西方侵略而垮台,事实证明,作为一个文明延续五千年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不可能被外族灭亡的.对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应该认真吸取教训,从中找原因找差距,发挥聪明才智,继续为实现人民富裕和国家富强而不懈奋斗.关于洋务运动的历史意义.自从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结束,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些开明地主已经开始思考民族自强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们是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他们的诉求很快在紫禁城中找到了回音,以奕?、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正在推动着一场当时的“改革开放”.他们以个人名义购置外国先进机器,并开办了由清政府管制的近代企业,还建立了装备近代化武器的新式军队,创办了新式学堂,学生专门接受西洋教育,学习西方技术.但这一切努力却仅仅是一场经济体制改革,那些“国有企业”,虽然坚持了西方现代企业的建制,也参与了竞争,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思想不可能领导好企业这一资本主义的产物,这样,这些“国有企业”的盈亏完全靠行政干预,管理体系本身没有盈利的动机,即便是企业化管理,却没有达到企业的目的（北洋水师的覆灭从侧面证明这一点）.不能触动封建专制政权最根本的障碍,也就不能解决两大历史任务.不过应当注意到的是,紫禁城已经意识到了民族危机的到来,所以会迫不及待地发展近代工业,也应当给予肯定的是,这是封建官僚在民族危机面前迈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不过,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阻挠和西方资本主义的阻碍,洋务运动没有提出政治改革的动议,自然就不可能完成西化,渐渐地与它当初的设想分道扬镳.中华民族在初尝经济改革带来的阵痛后,开始思考政治改革的方向.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意义.从1843年创立拜上帝教,到1864年洪秀全病死、太平天国运动彻底失败,前后共维持了二十年,其中前十年可以说太平天国运动是成功的,基本上拿下了东南沿海大部分省份,反封建反侵略斗争的思想深入人心,让不少人看到了一个新社会模式的希望.然而定都南京后,起初还是一团和气,但是随着天王宫的修建和内部权力斗争让这一爱国运动走向失败.其实我认为,从1851年“永安封王”开始,太平天国运动注定失败的祸根就已经埋下,很明显,洪秀全创立拜上帝教,所希望的是效仿西方宗教立国的方式建立一个非封建专制制度的国家（《资政新篇》可以证明这一点）,但是他却按照封建君王的方式封土建国,册封了诸多的带有明显封建色彩的王侯将相,还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希望“有田同耕,有饭同食”,这种乌托邦思想在中国农民当中比较普遍.定都南京后,各路天王开始大修宫殿,当初那些吃住在老乡家里的太平军将领住进了王府,全然忘了“革命尚未成功”,忘了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一些官员开始贪污腐败,当初对民众的承诺没有实现,失去了人心,这也是动摇太平天国政治基础的的原因之一.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晚年的洪秀全接受其族弟洪仁玕的主张,颁布了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资政新篇》,试图建立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社会,回归当初拜上帝教的价值,但是为时已晚,天国上层无法执行,人民大众又不太信任,最终失败了.太平天国政权的垮台,是著名的“黄宗羲怪圈”的典型体现,即：旧王朝腐败——农民起义——建立新政——新王朝再次腐败——再次农民起义.这一规律已经在两千多年中反复出现,却没有谁能够重视它.农民阶级虽然长期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群体,但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束缚了思想,不可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也就无法完成革命的历史任务,不过,《资政新篇》作为问世的第一部资本主义纲领的影响却是不可小看的,它似乎为以后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理论启发.关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及其影响.1895年,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甲午中日战争结束,中国战败,割让台澎金马四岛给日本,赔偿白银两亿两；第二,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革命救国组织——兴中会,并发动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第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改革.可以说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分水岭,它标志着中国“两半”社会的进一步加深,也标志着以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为主的救亡图存运动宣告结束.《马关条约》签订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洋务运动结束后,当时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政治体制改革的出路.在这些知识分子中,有一些人是洋务运动时派出的留洋学童,他们大多接受过当时最良好的教育,也亲眼目睹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繁荣富强,他们也不相信中国不能进步,所以就以“民”的身份重蹈了历代文人的旧辙,上书皇帝,提出了君主立宪色彩的政治改革方案,引起了光绪帝的高度重视.在此期间,一些维新人士创办学会、报馆,积极宣传他们的主张,努力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但应注意,仅仅是“民主”,没有“共和”,也就没有政党轮替）,他们单纯地希望皇帝能够下放权力,给人民以自主,这样的话社会风气就能有所改变,经济建设才能开展.于是,1898年,光绪皇帝力排众议,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开始了.光绪皇帝亲自制定了维新政策,包括提倡官民上书皇帝,开放报禁,言论自由,提倡施行西方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废除八股取士,创办高等教育等等,这也是光绪帝一生中少有的几次自主理政.但是,设立议会这一君主立宪的典型制度却没有付诸实现,民权就没有保障.鉴于当时的保守势力猖獗,光绪帝也试图借改革之机控制保守派,那些进步政策并没有认真贯彻执行,维新派的处境越发危险.同年九月,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开始镇压维新派.她先是软禁光绪皇帝,然后纠集洋务派等保守势力,废除新政,对知识分子进行血腥镇压,“戊戌六君子”遭杀害,持续了103天的和平变法宣告结束.戊戌变法是一次由“民”上书皇帝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和方案,也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动摇了“君权神授”的思想根基,提出了“兴民权”的主张,标志着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而它也同样超越了保守势力的基本原则,受到了当权者的残酷镇压,中国人初次尝试西方制度的救亡探索再一次失败了.关于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经历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失败之后,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开始提速,满清专制政权岌岌可危,一场彻底改变中国面貌的革命迫在眉睫.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海外的一些反清革命团体,建立了中国爱国者参政同盟会,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它的建立,为民族危机深重的中国带来了革命的希望,为救亡图存的爱国志士指明了斗争的方向,为饱受灾难煎熬的中国人民描绘了一幅美好的未来图景.1908年,掌权中国达四十年之久的慈禧太后谢世了,而同一天辞世的还有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造化,从1895年到1911年,兴中会、同盟会成员在学校,在新军,在市井宣传革命,领导了大小十余次武装起义,为风雨飘摇的满清政权砸上了最后几根棺材钉.起义,失败；再起义,再失败.革命党人就是在无数次失败中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再次扯旗起义,占领了武汉三镇,革命党人赢得了近代史上最大的一次胜利,这一天,后来成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数月之后,六岁的宣统皇帝“代表”中国历史上数百位帝王,宣布退位,承认同盟会,接受民国,结束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至此,中国历史上再没有皇帝,辛亥革命宣告成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先生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总统；设立临时参议院,几十年来中国进步阶级所主张的“兴民权”,在中华民国成为了现实；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行为规范,从此中国有了政党,有了民主选举,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被用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下来,改变了旧中国数不清的陈规陋习.然而,正如《国父遗嘱》中所讲的,“革命尚未成功”,中国的封建保守势力是不会允许“革命”的.从1906年革命派与保皇派的论战,一直到北洋军阀复辟帝制,穷凶极恶的封建保守派乱咬革命党人,鼓吹封建思想,残酷镇压革命党人,污蔑孙中山和中国人民“不懂政治”、“民智未开”.孙中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爱国者、革命者,他信守承诺不会恋权,也寄希望于中国人民,1912年,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北洋旧军阀袁世凯出任大总统,这一步可以说是孙中山最大的败笔.不久,袁世凯宣布废除民国和约法,指使亲信“拥立”他为“中华帝国皇帝”,这是中国封建势力的又一起罪案,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再次起义“讨袁”护法.1919年,因为外交失败,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1924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参与下,孙中山联合中国的数个政党和革命团体,组建中国国民党,成为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政党,从那时起,中国国民党就成了遏制封建势力复辟的中坚力量.讲到这里,我们就不难看出,从鸦片战争以来无数次爱国救亡运动的失败,都是由于封建势力的阻挠破坏,因此反封建是中国人民的长期斗争,无论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还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都需要全体中华民族扬弃两千多年封建残余的影响,认清形势,艰苦奋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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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曹操在建成铜雀台后与众官大宴,曹操拿了一件四川锦袍,让众武官比试射箭,锦袍放在一柳树上,下面有一靶,射中红心者可以得到锦袍,最后许诸和徐晃大打出手,把锦袍撕烂了.然后曹操又让文官比赋诗. 周瑜设计想消灭刘备取回荆州,说帮刘备取西川,然后回军途中想让刘备开城门犒军,乘机打败刘备,让鲁肃告述刘备.周瑜以为刘备中计,谁知一切都被诸葛亮知道了,到周瑜回军时,早已埋下伏兵,杀了周瑜带来的五万水陆军大半,然后周瑜金疮迸裂,然后死了.感想:古代人的智慧真高,能知过去未来,我十分佩服.

邵阳有哪些历史名人

蔡锷　　（1882-1916）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

1882年12月18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阳）。

其父名正陵，母王氏，生子三人，艮寅为长。

其家世代务农。

艮寅六岁开始入塾受业，十三岁中秀才。

1893年春，他步行到长沙，考入由梁启超、谭嗣同主办的时务学堂，从此与梁启超结下了既是师生，又是同志的不解之缘。

　　1898年9月，戊戍变法失败，谭嗣同被杀，梁启超出逃日本。

在此之前艮寅参加了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的留学生预备考试，并以第二名入选，结果因变法失败而未能实现。

他又去武昌，投考两湖书院，因是时务学堂旧生而遭拒绝。

1899年，艮寅赴沪，投考南洋公学，得梁启超来信，约他去日本。

他得到既是学友又是老师的唐才常的资助东渡，入日本大同高等学校，研究政治哲学，后又入横滨华商东亚商业学校，不久加入唐才常的自立会。

1900年4月，他随唐才常回国，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事泄，为张之洞屠杀多人，艮寅幸免，遂改名蔡锷，取其锋芒锐利之意，以明投笔从戎之志，重返日本。

此后，入陆军成城学校，1902年毕业，自费考入东京士官学校第三期，1903年毕业。

在日期间，蔡锷先后以博孟、奋翮生、锥击生的笔名在梁启超主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文章，其观点，多受梁启超、杨度的影响。

　　1904年，蔡锷回国，应江西巡抚夏时之聘，任续备左军随营学堂兼监督。

1905年初，应湖南巡抚端方之聘，任湖南教练处督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

7月，应广西巡抚李经羲之聘，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和随学堂总理官。

1906年秋，奉命去河南彰德参观秋操演习，被派为中央评判官。

同年，任新办广西陆军小学监督。

1908年，任新练常备军第一标标统。

1909年，任龙州讲开堂监督。

1910年，任新军混战协协统、学兵营长等职。

在广西期间，蔡锷一方面继续与老师梁启超保持联系，同时又不断接触谭人凤、李燮和黄兴等人，这对他本来偏向改良的观点不能不有所触动。

1911年初，由已经调任云贵总督的李经羲推荐，蔡锷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在各地纷纷响应的形势下，蔡锷经过周密部署，于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晚八时发动起义，到次日午前，占领省城。

十九镇统制钟麟同当场被杀，军事总参谋靳云鹏化装潜逃，云贵总督李经羲避入法国领事馆。

云南起义成功，蔡锷被推为都督。

此后，蔡锷在各负责部门换上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在财政、交通、教育等方面进行若干整顿，使云南面貌为之一变。

蔡锷本人为官尤其清廉，他主动提出把自己月薪降到六十元，仅相当于营长铁薪金，这在各省都督中是最低的。

　　由于受中央集权思想影响较深，蔡锷此时对革命派和袁世凯均无深刻认识，因此，曾支持袁出任总统。

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也倾向于袁，并尊袁令入川围剿熊克武，虽未交锋，但此时他的态度还没有倾向革命派。

　　1913年10月，蔡锷辞掉云南都督职务，来到北京。

他有才干，也很有声望，是北洋系以外颇有影响的人物。

到京后，袁世凯先后任命他为陆军部编译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统率办事处办事员、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并加昭威将军称号。

如此众多的头衔都是只赏高官，不给实权。

这反映出袁世凯对他既怀疑又惧怕而又不得不装出重用的态度。

　　蔡锷本人，曾对袁世凯存有一些幻想，到京后，发觉了袁氏父子的阴谋与野心，目睹袁氏小朝廷的倒行逆施，逐渐对袁不满。

　　1915年5月，袁氏政府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

8月，杨度为首的筹安会成立，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于天下。

第二天，蔡锷即到天津梁启超家中秘商对策。

不久，梁启超的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发表，这使袁世凯增加了对蔡锷的注意，并于10月暗中派人搜查了他的住宅。

在这种情况下，蔡锷假装意志消沉，经常出入于京城八大胡同妓馆，甚至装作赞成帝制，暗中却把家眷遣送回籍，以防不测。

11月11日，已染喉疾的蔡锷假装治病，到天津与梁启超再商反袁计划，并与云南故旧联系。

11月19日更名易装取道日本经香港，于12月21日抵昆明。

　　当时，云南军界早已开过秘会，并有少量部队北上入川，李烈钧、方声涛等人也先后到达。

但云南都督唐继荛态度暧昧，因而云南迟迟未动。

蔡锷抵滇后，先后与唐继荛商讨九次，并做了下属人员的大量思想工作，最后决定起义。

1915年12月25日，由蔡锷、唐继荛、任可澄、刘显世、戴戡联名通电，声讨袁世凯，宣告云南独立。

26日，云南正式成立护国军，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北上入川;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出兵湘粤;唐继荛以云南都督兼任第三军司令，坐镇大本营。

其中，蔡锷所率的第一军是主力，其处境也是最困难的。

他们以几千人抵挡万余装备精良的北洋军，力量对比悬殊。

但他们依靠地形气候等有利条件，又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支援，因此能不断取胜。

这时，蔡锷已喉疾严重，声音嘶哑，面容憔悴，但他身先士卒，英勇奋战。

在他统率下，经过两个月的艰苦奋战，终于摧垮了四川的北洋军队。

这样，袁世凯迫于全国的压力，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但仍想保住总统的地位。

蔡锷等人坚决要求袁世凯下台，1916年5月8日，滇、黔、桂、粤、浙五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蔡锷等十五人被推为抚军。

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声讨声中死去。

6月7日，黎元洪依法继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署省长。

　　蔡锷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他保荐罗佩金、戴戡代理职务，向北京政府辞职出外就医，8月9日离成都，22日到上海，为梁启超《盾鼻集》写序。

9月20日，蔡锷抵达东京，入福冈大学医院治疗，终因病情过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逝世，终年才三十四岁。

北京政府迫于舆论压力，拨款二万元，举行国葬，追赠他为上将军，定12月25日为云南起义纪念日。

其遗体，安葬在长沙岳麓山上。

蔡锷遗著有《蔡松坡先生遗集》、《松坡军中遗墨》以及《蔡锷集》。

　　匡互生　　匡互生(1891～1933)，名济，字人杰，别名日休、务逊。

清光绪十七年(1891)九月三十日，出生于邵阳东乡天台山(今邵东县廉桥镇丰足村)。

7岁启蒙，勤奋好学，学业优异。

16岁开始，读书之余，习学武艺，对社会邪恶势力，好打不平。

宣统二年(1910)入邵阳中学读书。

民国元年(1912)，武昌革命爆发，湖南首先响应，匡随石基攻打巡抚衙门，破后，承担小西门防卫。

民国2年，湖南都督汤芗铭，任意戮杀无辜，匡在《时事感言》中，用大量事实揭露汤芗铭在宝庆的种种罪行，汤下令缉捕。

国文教师李洞天尽力掩护，幸免遇难。

在邵阳中学读书期间，常和好友谈论国事，对封建制度痛恨入怀。

　　民国4年，匡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北京师范大学)预科，次年入数理部本科。

时逢袁世凯窃国称帝，辱国丧权;张勋复辟，战祸连年，时局动荡，外侮日亟之际，匡一面努力攻学专业，一面寻求革命真理，与同学周予同、刘薰宇、周为群等组织“同言社”，后改名“工学会”，组织学生秘密学习进步书刊。

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匡读后连说是“惊醒青年睡梦的晨钟”。

民国8年4月，巴黎和会在英法美日等国的操纵下，拒绝中国政府收回山东半岛权益的要求。

参加会议的中国军阀政府的代表，准备屈辱地在和约上签字。

消息传来，举国愤怒。

北京学生决定于5月7日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巴黎和约，以振国威。

匡互生与挚友密定，在游行中准备为国捐躯，并写好遗书，将后事托付友人，同学深为感动。

5月3日晚，工学会召开秘密会议，匡互生主张以暴抗暴，得到不少同学赞同。

会议决定派出代表，连夜与各校联络，提前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在各卖国贼住处组织监视。

　　5月4日下午，北京各校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整队前进，匡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

队伍行至卖国贼曹汝霖住宅处，匡见曹家朱门紧闭，警卫守门，便攀上大门旁的小窗，击碎玻璃，掰开铁栏，挤进院内。

接着，陈荩民，杨晦等数人相继入内。

匡号召守卫警察“争国权、惩治卖国贼，以振国威”，匡的言词慷慨激昂，使警察受到感动，自动取下枪上的刺刀，退出上膛的子弹，让匡等打开大门，游行者昂扬而入。

匡在曹院内寻找曹汝霖，未见人影，即从卧室取出被褥等物，举火焚烧，火焰冲天而起。

半小时后，段祺瑞派军警赶到，有23名学生遭逮捕。

对此，北京学生举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以示抗议，随后，天津、上海、长沙、卢州等地学生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

段祺瑞军阀政府迫于压力，释放了被拘捕的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等卖国贼的一切职务，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同年夏，匡从北京高师毕业回长沙，任教于楚怡小学，时逢北洋军阀张敬尧统治湖南，烧杀掠抢，民情激愤，匡与毛泽东、何叔衡一道起草驱张宣言。

次年，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

在教学上，废灌输式，兴启发式，提倡自由讨论，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首倡男女同校。

并与毛泽东等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职工会，开展革命活动。

民国13年，匡任教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提倡改革教育，遭校长拒绝，毅然辞职。

　　民国14年春，匡在上海虹口老靶子路租民房办学。

夏，在江湾镇筹建校舍，主张以“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改造社会，促进文化”为宗旨，以孔子“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之义，取校名为“立达”。

匡认为：教育者的责任，是使受教育者在自由发展的环境中，去害虫，灌肥料，滋雨露，自然发育，将学校改名学园。

民国18年，学校增设农村教育科，设养蜂、养鸡和园艺3个专业。

学生通过学园艺，种蔬菜和培植果树等实践，领悟到培育农作物，是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结果，从而增强重农感情。

文化课循教育部的规定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实践道德等课程。

　　民国21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立达学园毁于日军战火。

匡与同仁赶紧在废墟上重建校舍，秋季复课。

因积劳成疾，民国1933年4月22日逝世。

　　刘长佑　　刘长佑，字子默，号荫渠，金石镇人。

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生，其父时华，经商发家。

　　刘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考取拔贡。

同年十月十六日，李沅发攻陷县城，代理知县万鼎恩被戮，长佑与廪生刘坤一即募乡勇万余人，会同清军镇压起义军。

　　咸丰二年（1852），刘随江忠源率乡勇至广西参与围剿太平军，次年，又随江忠源镇压浏阳夭地会征义堂周国虞等会众起义．此后，江忠源领军出境，在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与太平平作战，刘多次赴援。

六年，刘奉巡抚骆秉章命，率肖启江等部5000人入江西，攻克袁州。

七年进屯太平墟，遭太平军沉重打击，全军溃败，江忠义率乡勇救援，才挽回颓势。

　　咸丰九年(1859)，石达开率部从江西南安进入湖南，攻克郴、桂，直迫永州．刘长佑、江忠义率军赴援，解永州围。

石达开军围攻宝庆，刘与李续宜分扼东西两路堵击。

石军久攻不下、于8月撤围南走东安，转战广西。

刘领兵追逐，攻占郴州，次年任广西巡抚，在广西扑灭了两广天地会建立的“大成国”政权。

　　同治元年(1862)，刘长佑升任两广总督，将所部楚军交刘坤一统领，留防广西。

不久，刘长佑调任直隶总督，与鲁西北农民起义军张锡珠、宋景诗部作战。

同治六年，沧州盐民张六起义，数干人攻袭固安、霸州，危及京城，刘长佑因疏于防范而被降级留任。

同治十年再度翻用，厉任广东、广西巡抚、云贵总督。

光绪十三年（1887）病卒原籍，谥武慎，有《刘武慎公遗书》。

　　严怪愚　　严怪愚，(1911—1984)，原名正，九龙岭严家桥人。

民国15年：(1926)投身农民运动，“马日事变”后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组织被破坏，失去联系。

民国19年在湖南农校毕业后，考入湖南大学经济系。

严才思敏捷，眼光敏锐，课余从事写作，在校期间出版《百感交集》一书，在湖南新闻界崭露头角。

民国24年毕业后，投身新闻工作。

　　民国25年9月，严与康德、袁邵华、陈楚等创办长沙《力报》，任副刊主编，兼采访部主任。

经常撰文，揭露社会黑暗，抨击时政。

鲁迅逝世，严于10月22日，在《力报》上撰文，悼念鲁迅。

称“高尔基逝世，是西方落了一个太阳，鲁迅去世，东方殒伤了一个月亮”。

当时省政府机关报《国民日报》主编壶公(罗尔瞻)，攻击鲁迅及其著文纪念鲁迅的人。

严连续组织特刊予以抨击。

　　抗日战争爆发后，严到徐州前线采访，连夜撰写战地通讯，讴歌中华儿女英勇抗战事迹。

民国28年，与康德等主办邵阳《力报》，聘请中共邵阳中心县委书记唐旭之任主笔，严自任采访部主任。

严从重庆国际新闻社负责人范长江处获悉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准备在南京成立汉奸政权，首先在《力报》发表《汪精卫叛国投敌前后》一文，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影响。

随后，严任《力报》总编辑。

民国29年5月，《力报》被薛岳封闭，严被逮捕，经多方营救，方获出狱。

又相继在衡阳主办《正中日报》，在沅陵创办《力报》，在晃县、辰溪创办《中国晨报》，坚持人民立场，揭露时弊。

　　抗战胜利后，严任青岛《东南日报》驻沪记者。

民国35年秋，在南京梅园新村受到周恩来嘉勉。

是年冬，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时，严孤身冒险在风雪中送行。

民国37年7月，严在长沙创办《实践晚报》，任主编，宣传时事，抨击时政。

7月31日开始，在第三版辟《大家诉》专栏，以社会各界底层人士的名义，写出专文，连续刊载17期。

主要有《看农村百姓的痛苦》，《要求砸烂雇佣制》、《要履历、要登记，却不给工作》、《奴化教育毒害了我》、《物价暴涨风袭击邵阳》、《耒阳粮政漆黑一团》、《退役回乡生活无着》等。

读者阅后，称《大家诉》专栏代表社会底层人士在说话。

民国38年春，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长沙地下组织。

5月，严受中共地下党湖南省工委之托回邵阳，担任魏镇、宋涛起义前的联络工作。

10月9日下午，陪同人民解放军前导车进入邵阳城。

新中国成立初期，严先后担任邵阳《工商晚报》、《大众报》、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副社长。

1955年在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中受到审查，离开新闻界，先后在长沙一中、长沙师专任教。

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

1962年调湖南师范学院任图书资料员。

1979年改正后，当选为第五届省政协委员。

1984年3月病逝。

　　魏源　　魏源，名远达，字默深，号良图，晚年法名承贯，清邵阳县金潭（今隆回县金潭乡人）。

清乾隆五十九年农历三月二十四日（1794年4月23日）出生。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携母亲、妻子迁居江苏宝山父亲魏邦鲁任所。

道光十五年（1835年）在扬州新城抄关门内仓巷购宅基营建家园定居。

　　道光二年（1822），中顺天乡试举人第二名。

五年，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之聘，辑《皇朝经世文编》120卷;撰《筹漕篇》、《筹鹾篇》、和《湖广水利论》等，后又助江苏巡抚陶澍办漕运、水利诸事。

　　道光六年（1826），入京会试，刘逢禄分阅试卷，力荐龚自珍、魏源二卷不售，作《两生行》哀之。

其中称魏源为“无双国士长沙子，孕育汉魏真经神，尤选理砾鲍谢，暗中剑气腾龙鳞”。

对魏源才学非常赏识，预言“且看明日走马填城 ”九年，再次会试，又不中，捐内阁中书舍人　　道光二十一年（1841），投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参与浙东抗英战役，并在前线亲审俘虏。

后见清廷和战不定，投降派昏庸误国，愤而辞归，潜心著述。

二十崐年《南京条约》签订时，他完成《圣武记》一书。

后又将林则徐主持翻译的西方史地资料《四洲志》和历代史志等编成《海国图志》50卷，后几经修订、增补，到咸丰二年（1852）成书100卷。

该书对强国御侮、匡正时弊、振兴国脉等经国大事，有深入探索。

他提出：“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和“师夷长技以制夷”等论点，主张学习西方技术，制造战舰、火器，以及选兵、练兵、养兵的方法，改革中同军队，还提出“以甲兵止甲兵”的主张;他告诫人们在“英吉利蚕食东南之时, 忘鄂（俄）罗斯并吞西北“之野心;提倡创办民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创造与销售轮船、器械等，使国家富强;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并在《默觚》中抒发“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艰”的思想。

对清王朝长期固步自封的闭关政策和媚外求和的投降路线予以犀利的批判。

　　咸丰四年（1854），魏源与全家避兵侨居兴化（因旧居 园先年二月毁于炮火）。

自归不与人事，惟手订生平著述。

七年农历三月初一（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享年63岁，葬于杭州南屏方家峪。

去逝后，兴化人民将他与北宋名官范仲淹同祀，香火不绝。

　　魏源著述甚丰，除《圣武记》、《海国图志》、《默觚》、《元史新编》外、还有《净四土经》、《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默子》、《孙子》、《吴子》等若干卷，并协助贺长龄编辑《皇朝经世文编》。

广西有没有发生过战争

广西发生的战争多的去了。

在秦朝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时候就发生过多次局部战争汉朝的时候，赵佗统一岭南，开始不服汉朝，汉朝多次征战岭南，一路军就是从广西贺州南下，也大战多次。

到了东汉的时候，有一位名震历史的将军征战广西，他就是马援，马革裹尸说的就是他。

他打到了桂林。

在晋朝，也多次打到广西。

宋朝的时候镇压越南，多次打到越南，明朝也是多次从广西进军越南，一路打下去。

到了清朝，要数镇南关大捷最为人所知，当时为了抵抗法国的侵略，冯子材老将军带领军民在广西镇南关和法国大干一场，抵住了法国由广西侵入中国的企图。

然后是太平天国起义，这次起义就发生在广西，起于贵港市桂平金田，然后壮大于蒙山，在蒙山县封王建制，直到打出了广西。

到了民国，广西几乎成了战场，先是广西军阀陆荣廷和广东军阀陈炯明大混战一场，然后是蒋介石、桂阀李宗仁、西北军阀冯玉祥、河南军阀、山西军阀白崇禧大干一场，广西成了主战场之一。

然后就是国共混战，邓小平、贺龙在广西百色领导的红七军，和国军多次火拼，不过当时红军是以游击战为主。

然后就到了抗日战争，这个抗日战争，广西无法幸免于难，多次悲壮的战争就发生在广西。

其中最著名的是昆仑关战役和豫湘桂大战。

卫立煌将军昆仑关战役是中国抗日战争中最惨烈的战争之一，在南宁市东北的昆仑关上，国军为了狙击日军继续南下越南和缅甸，在昆仑关展开了持久壮烈的攻防守战。

先是被日军攻下昆仑关，然后又夺回来，又失去，反反复复，终于拖住了日军南下的步伐。

昆仑关一战，守军几乎伤亡殆尽，山头都被削去很多，都成了焦土，惨烈程度可想而知，本战在世界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前由于国民党退守台湾以后，共党政府就没宣传这个，以致很少人知道。

然后就是豫湘桂大战，本场大战是国民党消极抗日后最有效的一次抵抗战争。

当时日本穷途末路，想尽快打通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缅甸——印度的通道，切断中国从印度一线的补给，以及到达印度和德国、意大利会师的策划，发起豫湘桂大战，从河南一路打下来。

在广西的桂林、柳州二市发生了非常著名的保卫战——桂林保卫战和柳州保卫战，桂林和柳州几乎全城都成了废墟。

这二战是非常惨烈的战争，日军在这里彻底的被拖住了前进的步伐，导致这一路无法和海路已经占领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日军会师，加速了日军的灭亡。

桂林市七星公园内的普陀山上有三将军和八百壮士墓。

到了国共内战，广西也多次局部小战争，共军渡江后，国民党残军退守广西、缅甸、老挝一带，或者在广西做了土匪，共军多次剿灭土匪和残军，各地都有大量共军伤亡，几乎各县都有烈士墓。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广西的战争减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越南打了一战，越南开始的时候多次侵入广西，打到了崇左，其嚣张到想攻下南宁的程度，对越自卫反击战就是发生在中越边境，大了很多年。

其过程和结果不说也罢。

总之，在广西是发生了多次战争，虽说地处南疆，远离中原，但是广西一直都是中国的战略要地，只要世界没统一，还会发生。

我们只有发展国防军事，才能保卫广西，保卫中国。

旧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是什么时候废除的\\\/

自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套上了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中华民族为解除这副枷锁，进行了长达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斗争。

　　解读这段艰难曲折的废约历史，我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有益的启示。

　　坚定的决心是废约斗争的重要基础　　纵观近代中国废约的历史，不难看出，在相当程度上，废约的成效与历届政府的态度密切相关。

而树立明确的废约意识和坚定的废约决心，是废约工作能否取得成效的重要基础。

　　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清政府，从一开始便用天朝的观念对待新的条约关系，用一种含有传统驭夷权术的特殊方式来抗拒束缚自己的不平等条约。

但在列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的这种努力未能奏效，不得不信守条约，以维持与列强的关系，并守住尚未丧失的权益。

与此同时，清政府也逐渐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的性质和危害，产生了一定的修约意识，谋划并试图收回被侵夺的国家权益。

不过，清政府始终缺乏整体修约和废约的意识，多是就某项条约特权作一些零碎的工夫，更谈不上有坚定的决心，这是它在修约尝试中没有什么建树的一个重要原因。

　　辛亥以后，北京政府产生了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明确意识，但却缺乏坚定的决心。

在交涉中，北京政府也曾采取强硬态度，破天荒地废除了中比、中西条约，这种勇气甚至是后来的南京政府都没有的。

然而，北京政府的勇气也有限度，这种强硬态度只是针对比、西这样对中国不能构成威胁的小国，在同时期与日、法交涉修约时，它就软了下来。

在其他问题上，也多是软弱妥协。

这种强硬与软弱相交织的现象，看似矛盾，实际上是软弱占据主导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近代废约史上，是北京政府正式开启了修约交涉，这一地位应得到充分的肯定，只是由于各种因素，造成底气不足，成效也极为有限。

　　南京政府有着较为强烈的废约愿望，但只是表面上态度强硬，实际上色厉内荏，缺乏坚决抗争的勇气。

它发表过不少宣言，屡屡声称要以正当手续废除不平等条约，“而在事实精神上则已承认过去一切条约”，走的仍是“修约之路”。

王芸生将此称为“说大话用小钱”，“大言壮语，则失之伪矣”（王芸生：《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

如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久无结果，在国民会议即将开幕的情况下，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法权交涉停顿，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

这似乎是单方面废约的壮举，其实只是做给国人看的，并未给人们带来振奋。

当时舆论就指出，读后感到“满腔苦痛，羞愧悲哀，而不能赞一词”。

因为这只是“以掩耳盗铃之方式，聊以***”而已，中国所需要的，“为对外实行废除，非对内宣传废除也”。

煌煌明令，“在外人目中只一外交史料已耳。

”中国“过去所受不平等条约之耻辱，只关于条约之本身，今则倍之。

其条约仍在，而对废除不理，中国之被轻视也。

”（《外交现状之感言》，《大公报》1931年5月6日）南京政府修约交涉取得的主要成绩，是收回关税主权，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又承续了北京政府的交涉成果。

其后在抗战时期虽得以基本上废弃不平等条约，但就废约本身而言，在相当程度上是因缘时会，是种种因素共同促成，而非南京国民政府独家之功。

　　在此问题上，中国***和它领导的新中国与历届政府截然不同。

***成立后即制定了反帝反封的民主革命纲领，明确提出了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内涵的反帝目标，在废约反帝斗争中，态度也最为坚决（参见拙文：《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中***史研究》2003年第5期）。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放弃了废约主张，中国***独立领导了反对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的斗争。

1949年1月19日，***中央明确表示：“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

”（《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央文件选集》（18），***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4页）9月29日通过的《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规定对国民党政府所订条约、协定“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同上，第5

【第85句】：595页），以法律的形式彻底否定了新的不平等条约存在的根据。

根据《共同纲领》，新中国收回了美、法、荷等国在华的兵营地产，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通过百余年来的不平等条约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所获特权的残留。

在收回香港的交涉中，针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三个条约有效论”的论调，***斩钉截铁地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

坦率地讲，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终使这个昔日的殖民帝国放弃了继续维持条约特权的愿望。

正是由于中国***坚定不移的废约立场，新中国建立后，中外之间的不平等条约才得以真正废弃，其残余才得以彻底清除。

　　统一战线是废约斗争的基本途径　　纵观中国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历程，尤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历史来看，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即：当全民族团结一致、努力奋斗时，废约斗争就取得成效；反之，则遭受挫折。

也就是说，实行中国***提出的统一战线主张，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是实现废约目标的最基本的途径。

大革命和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反对不平等条约斗争最辉煌的两个时期，而正是在这两个时期国共之间实现了合作。

　　在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共同领导了以废约反帝为基本目标的国民革命，使废约斗争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潮。

1924年，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签订后，废约浪潮一个接着一个，国共两党彼呼此应，推动了运动的发展。

尤其是孙中山接受中国***的主张，赞成召开国民会议，由此兴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为全国性大规模的废约运动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1925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因势利导，首先提出解决之道在“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中国***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中央文件选集》（1），第421页）。

国民党紧随其后，两次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

在两党的共同努力下，废约运动全面兴起。

两党发动的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又进一步推动了废约运动的发展。

这一形势不仅推动北京政府采取积极态度，而且使得帝国主义不得不正视这一严峻的现实，“英日美三国对中国的民族运动，都已表示愿作某种让步。

”（美波赖著、曹明道译：《最近中国外交关系》，正中书局，1935年，第236页）国民政府外交总长陈友仁充满信心地预言，“取消不平等条约，最近将来定可实现。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808页）　　但不幸的是，蒋介石随后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分裂统一战线，使形势急转直下。

帝国主义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甚至“公开的说将用武力解决中国革命”（《中国国民党中执会第二届常委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记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909页），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前景被完全葬送。

一年后，人们审视这段历史，认为北伐军初克武汉之后，“博得国际的重视”，但党内分裂，宁汉分立，使得“对外地位低落”，“引起了帝国主义的列强轻视党政府的心理”，其对华政策，“反而变本加厉”。

国民政府的外交，“更加表现得十二分的消极。

关税自主，无形取消。

收回租界也不听见说了。

废除不平等条约，只是民众运动的口号，墙壁上的标语。

”包惠僧也回忆说，“如果不是蒋介石背叛革命，对帝国主义的列强采取妥协的途径，使中国革命遭到挫折，当时北伐军乘胜收复东南，抵定平津，全国各地的各国租界在收回汉口九江英国租界的榜样之下，在1927年就完全收回了。

”（包惠僧：《回忆大革命时代》，《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314页）其后，国民党政府在进行“剿共”内战的同时，虽继续修约交涉，但成果寥寥可数。

　　抗战时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不平等条约的基本废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美同意取消领事裁判权等条约特权。

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在抗战中显示了自己的坚强决心和军事价值，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这一重要地位的取得，最重要的因素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局面。

至1941年夏，欧洲有14个国家被德意法西斯所侵占，而中国的抗战却一直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在国内有了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一个国共合作，在国外联合了苏联，并且联合了一切援助中国抗战的国家”，而欧洲的这些国家，“大多数是没有这样做，或者做得不够充分”（朱德：《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四周年》，《解放》第1

【第31句】：132期）。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以民族利益为重的高风亮节，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发展。

与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排除异己的反动政策不同，中国***不是考虑一个政党、一个阶级的利益，而是坚持民族团结，积极主动地谋求国共合作。

中国***的这一立场，说明它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抗战之后，国共合作破裂，不仅废约斗争受到影响，而且蒋介石出于***大局的需要，不敢得罪美国，与之订立《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又给中国套上了新形式的不平等条约。

　　广大民众是废约斗争的坚强后盾　　在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中，中国所面对的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因而需要集中整个民族、整个国家的力量，与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而近代中国废约斗争的历程也说明，广大民众在这场斗争中发挥了主体作用，显示了全民族的意志和决心，不仅推动了历届政府的废约交涉，而且还给帝国主义以巨大压力，迫使它们作出一定的让步。

　　晚清时期，虽未兴起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民众运动，但也出现了涉及这一目标的群众性斗争。

义和团运动和收回利权运动便是这一类型斗争中较为典型的两个重大事件。

20世纪初年，正是在民众的推动下，清政府才产生了废除具有国际私法性质的“准条约”的勇气，敢于向各国列强交涉，并收回部分路权和矿权。

1905年爆发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也迫使清政府最终未敢与美国政府签订限制华工续约。

这些事例说明，只有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并将民众斗争与政府交涉结合起来，才能收到较好的效果。

清政府还作了其他方面的修约努力，但没有如愿以偿，其重要因素之一，便是没有动员国内民众的力量。

反之也说明，中国当时尚未产生废除正式条约的民众要求，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清政府底气不足，不敢明确提出这一要求。

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全面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件尚未完全成熟，还有待于民众的进一步觉醒和历史的新机遇。

　　民国建立后，清末已萌芽的国民外交伴随着民初的民主主义思潮而发展，逐渐形成为一个稳定持久的运动，并不断走向高涨。

由于民众广泛参与外交事务，中国的废约斗争获得了一种强有力的力量。

五四运动首先显示这一伟大力量，迫使北京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是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第一次取得的重大收获。

然而，五四运动虽促进了民族觉醒，但并未真正将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仍存在着种种不足，如运动的目标“仅及于日本帝国主义”、没有提出全面废约的要求等。

在大革命中，中国***改变了这一格局，将广大民众真正发动起来，为进行这一斗争找到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党吸收了以往的教训，认为只有将广大民众发动起来，才能取得废约反帝和反对军阀的胜利，并为此作了艰苦的努力。

在大革命的一次次风暴中，***人逐步将废约反帝的意识在民众中扎下根，中国开始了完全意义的民族觉醒，经过五卅运动，废约运动成为全民的运动，出现了新的面貌。

1927年1月3日，英国水兵在汉口砍杀中国民众，惨案引起了武汉民众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5日，群众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游行，收回了英租界。

接着九江英租界也被收回。

陈友仁总结说：“由于民众之同心协力，一致对外，使全世界皆知此为民众一致之意思，故外交进行，得有极强之后盾。

”此次对英外交之所以获得较为有利的结果，是由于国民政府“代表风靡全国之民族运动……中国今日之国际荣誉，为百年以来所未曾有，是皆全体民众藉党之领导，以一心一德之意志，与一致步骤，方能达到此种荣誉与威望，将随本党之整理巩固继长增高与日俱永。

”（陈友仁：《对三中执全会外交报告》，高承元编：《广州武汉时期革命外交文献》，神州国光社，1933年再版，第161页）民众与国民政府结合，使得废约外交具有了“革命外交”的精神，陈友仁也博得这一声誉，被视为“革命外交”的代表。

人们普遍认为，“陈友仁办外交办得好，帝国主义者怕他到极点。

”实际上，“帝国主义者并不是怕的陈友仁一人，帝国主义者所怕的，乃是当时的中国民气与国民党的精神”（夏天：《中国外交史及外交问题》，光华书局，1932年版，第384页）。

民众运动的兴起，以及与国民革命的结合，使得帝国主义非常畏惧。

久久拖延的关税会议和法权会议，终于在五卅运动后开始提上议事日程。

英国尽管不愿放弃租界，但最终不得不同意将汉口和九江英租界交还给中国。

舆论认为，汉口“一三”事件“为中国外交史开一新纪元，素以炮火政策自夸之英帝国主义者，竟尔低首下心，交还列强所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租界，诚为快事”。

此事足以证明，“民众力量，可以压倒强权，又足以给各国帝国主义一种最有力量之教训，知中国民众，已有彻底觉悟，现已从事与帝国主义者周旋。

”“总之此案可视为将来用革命手段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先声，其意义之重，岂可言喻

”（周胤之：《废约运动之鸟瞰》（七），《晨报》1928年2月6日）　　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对民众运动转而采取压制态度，声称这“不但不能表示优点，简直可说是暴露我们国民的弱点”。

实际上，他是担心民众运动被***所利用，而国民党“没有指挥民众的力量”。

压制民众运动的结果，使得南京政府在修约交涉中缺乏坚实的后盾，难以有较大的作为，也难以获得满意的成效。

　　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民众的广泛动员才又改变废约斗争的局面。

这是一场全民动员的人民战争，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抗战才具有了崇高的地位，列强才基本上放弃了条约特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更是广泛发动全国民众，彻底清除了帝国主义在华条约特权残余，尤其是在文化教育领域的条约残余。

　　以上只是废约斗争历程中留给人们启示中的荦荦大端，除此之外，如国家实力与修约交涉的策略、国际形势与历史机遇的把握和利用、国际法理论的掌握和运用等等，也都有不少值得总结之处。

这场斗争逐步向前推进，并最终获得胜利，是上述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于剧本老舍《茶馆》的评析与鉴赏

《茶馆》是中国话剧史上的经典。

它是骄傲的作品，是一位成熟作家的成功之作。

《茶馆》的故事全部都发生在一个茶馆里，茶馆里人来人往，会聚了各色人流，三教九流，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

抓住了这个场景特点，将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六七十个主，次人物高度浓缩在茶馆之中，展现了清末戊戌维新失败之后，民国初年割据时期，政权覆灭前夕的三个时代的生活场景，概括了中国社会各基层，几种势力的尖锐对立和冲突，揭示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历史命运。

《茶馆》的成功也在与语言的成功。

话剧全凭借台词塑造人物，台词到位了，人物就活了，人物活了，全局自然也成功了。

被誉为“语言艺术大师”的的的确确将语言功力发挥到及至。

《茶馆》中的每个人物的台词都设计的非常传神，富有个性，同时简洁凝练，意韵深长。

其实，老舍这样炉火纯青的语言既归功于艺术锤炼，又来自于生活的积累。

出生贫寒的老舍非常熟悉茶馆里的，他既知道他们说什么，也知道他们怎样说。

因此使得文章具有真实性，给人一种融入当时社会的感觉。

然而历史的前进是曲折的。

茶馆的两次演出都受到了“左”的指责。

更加不辛，作家本人在文革动乱之初含冤去世。

他未能看到自己的作品获得了远远超过他生前所获得的赞赏和推崇，未能听到《茶馆》无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舞台上所赢得的空前掌声。

相信大家都感觉到有点遗憾吧